收录日期:2018/05/22 09:20:25 时间:2016/05/20 18:27:57 标签:灌水乐园
我在黑暗中 

 

正文 序幕
(更新时间:2003-8-3 21:25:00  本章字数:955)


  乌兹别克斯坦某地 2010年3月10日 当地时间凌晨1:20
  当人们不得不在昏昏欲睡与恐惧中做抉择时,那真是一种痛苦的感觉。
  我站在那辆嘎斯越野车前,让刀斧般锋利的冷风驱赶自己的困倦。中亚刺骨的风的确比朋友手里的快过期的KGB特效药要管用得多,转眼间,我的头脑又清晰起来,手又在发抖。
  作为一个26岁尚未娶妻生子还对生活充满感情的人,我有资格害怕,然而同时我还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和中国安全部最年轻的副处级官员,另外我还杀过人。我又一次摸了摸腰后上膛的格洛克17型手枪,顺带关切地望了一眼车里长我许多的核技术专家。
  风带来了不远处引擎的声音,是皮卡,有2、3辆。我将双手放到了头顶,向周围的兄弟们发了个信号。我的手不抖了。
  ****** ******
  我的面前出现了3辆丰田皮卡,上面架着14.5毫米“岩石”型机枪,19个人,带着AK-47步枪和RPG。我意识到了麻烦,我拍拍我的当地朋友,走了过去。用俄语寒暄了一番,我怒气冲冲地指责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家伙,不该带那么多人来,难道想抢我的几百万美圆现金吗。
  俄语:
  我:你们干吗带那么多人来?
  带着乌尔都语口音的俄语:这是大家伙,我带人是保护它的,不是来抢你的
  我:我的现金不能拿出来,除非你的机关枪离开
  对方笑了,指了指那几辆皮卡,示意我自己去看看。当我走近它们时,我才意识到他们的确是群不错的生意伙伴,他们的机枪没配弹药。我笑了,拥抱了大胡子,让他开始交易。
  从皮卡的货舱里,他们拿出了那个黑色高分子塑料箱,说实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小,但这并没有减弱我对这个冷战期间令CIA色变的“小家伙”的忌惮。我走过去,打开它,用我口袋里的便携式放射线检测仪检测它的铅金属外壳,仪器上的绿灯亮起,证明了容器中金属的高贵身份——U235。我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出一个人跟我去验钞。
  去的人居然是那个大胡子,显然当头的想第一个看到美钞上的富兰克林先生,我笑着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中兴奋的神色,看起来与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想到这时,我的心很疼。
  因为,在我们走到我的嘎斯前时,我拔出了自己的枪,向他的后脑,扣动了扳机······
 
正文 第一节 老鸟初飞
(更新时间:2003-8-3 21:26:00  本章字数:1731)


  鲜血从他的头颅中射出的时候,战斗打响了。
  我的对手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交易地点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我苍白的脸又明明白白地表明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谨慎却贪婪的军火商人。以至他们对危险缺乏应有的警惕,没有检查附近的制高点,也没有带来足够的人手,甚至没有打开自己的武器保险。一群在和各种势力的较量中游刃有余的兵油子就这么轻易地被我们这些毫无战斗经验的人打败了。
  我留在‘带货‘皮卡周围的朋友闪电般迅速地抽出冲锋枪射倒了附近的4个枪手,两个制高点上的10名射手同时用密集的枪弹控制住了其他的皮卡上的目标,20秒后枪声沉寂下来,6个人随后走上前去,向已无生命迹象的血肉之驱补射,确保我们的敌人不久后发现的只能是不会说话的尸体。
  沙龙说过:只有死的恐怖分子才是好的恐怖分子。
  我轻轻地问正检查那个大箱子的老专家:何工,是多大当量?
  回答:几百吨吧。
  我:那么我们救了很多人了。
  他回过头,看了看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
  当我接到命令赶往乌鲁木齐时,我的伤刚好。我对总部急急忙忙地派一个在中亚已经“走光”的人去执行十万火急的任务十分的不解。
  到了地方,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当地发展的一个朋友报告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民兵组织的一个小头目手里有一件原苏联制造的手提箱式原子武器,要向外出售(我的同事一般将在国外发展的情报员称为特情,也有的学CIA的叫法称他们为帐户account,而我更愿意将这些朝夕相处、荣辱与共的战友称之为朋友)。
  总部在派人核实了这一情报后,制定了一个夺取该件武器的计划。由于,刚刚发生过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未遂恐怖事件,中央政治局很快批准了该计划,并要求总参二部、兰州军区给予协助。然而,总部却为此犯了难,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安全部系统就几乎不再培养干“湿活”(暗杀、策动政变等暴力型秘密工作)的人员,而如果请求国家安全部甚至军方派人担任这次行动的直接指挥官,难免被人抢功。于是,他们想起了我。的确,我是部里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我是个能业余干点“湿活”的人,刚刚从中亚返回,在当地有一个合作过3年的情报网络,更重要的是由于我的身份在当地已经“暴光”,我永远不会再回当地执行长期任务,无论任务成败,他们都不会在让一个特工在当地失效。
  于是,我在新疆伊犁遥控指挥我的朋友和对手进行了几轮谈判,敲定了交易时间、地点和交易金额,与此同时,在总参、军区主管情报和特种部队军官们的帮助下,我制定了一个简单的攻击计划,从军区直属警侦部队中挑选了10名指战员。出于对于这些只参加过演戏而从未打过仗的军人的不信任,同时也为了在部门间搞点平衡,我还通过新疆安全厅找到了6名维族、哈萨克族特警参加这次行动。另外,为了减少外交上的麻烦,我还通过朋友弄到了一批9成新的AK-74和SKD。
  3月6日,我和我的队员以及总参的一位上校、一位核武器方面的专家踏上了征程。我们毫无顾忌地穿过数百公里中哈边界上的一段,前面的几国边防军早已打好了招呼(当然是以走私的名义,为此要花一些钱),我们顺利地进入了异国他乡。
  3月8日,我们到达乌兹别克斯坦。
  3月10日凌晨,行动完成。
  ****** ******
  坐在米-17的货舱里,靠着我的上级要的箱子(有微量反射性,所以我得以身作则,坐的离它最近),我拿出随身带的阿语版古兰经,轻吟着。有时候花钱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尤其是当那钱不是属于你的时候。我通过一位朋友从俄罗斯在当地的驻军那里租了一架飞机,当然钱是要放进主管军官的兜里的,为了在行动完成后迅速撤离,同时不惊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俄罗斯军方(且不说他们内部有恐怖分子的间谍,就算没有,我也不敢通知他们我要弄走前苏联的尖端武器),我们的人花了大量的美金去和方方面面沟通。想到这,我笑了,想想似乎是我的这分工作让我从一个善良的大男孩变成现在这么一个事故、狡猾、甚至有点冷酷和阴险的职业间谍。
  这让我想起了过去那个母校中的我。
  我曾经是个满脑子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的人。
你们不顶 我怎么贴啊?
正文 第二节 我的菜鸟生涯(一)
(更新时间:2003-8-3 21:27:00  本章字数:1982)


  在情报界,对于培养特工通常有两种观点:
  西方(以英国军事情报局MI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是一个间谍之所以成为一个间谍,是因为他具有作为一个间谍的卓越天赋,后天的培养只能教会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技术,而永远不能带给他作出判断、合理处置的能力和心理素质,而这划定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超级间谍的边线;
  东方(仅指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间谍首领却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是有致命的缺陷,通过后天的培养和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是完全能够达到一个优秀间谍的工作水平的,至于是否成为超级间谍,则依靠个人的运气和领导者的运筹了
  很难说我属于那一类间谍。
  我出生在一个双亲都在外事部门中工作的家庭里,在中国众多的安全情报部门和保安机关中,中国安全部是最早为我所熟悉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当我的父母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结交了几个安全系统的私人朋友,在他们回国后,彼此之间还有一些联系。我就不止一次地在安全部家属院的传达室里填会客登记表(家属院再往里走,就是安全部的办公地点),以期去尝尝某位叔叔拿手的烤肉。当然,在我的家庭中,对间谍这种职业的成见却十分强烈,以至于当我打算进安全部工作时,不得不只告诉我的父亲我在一家掩护公司里的身份。
  尽管在少年时,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去做这一行,但从小我就对各种间谍小说和间谍史实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我后来的辅导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的间谍永远不会上头条,我曾读到过的理查德·左尔格、阿贝尔通通都是失败者)。当然出于男孩子的天性,我实际上是对所有的强力部门的事情都感兴趣,我除午饭外的几乎全部花销都记在了《兵器知识》、《世界军事》之类的军事杂志购买上。
  在初中、高中,我总比同年龄的人显得成熟或者显得老气,我想除了因为我出生在南方的因由以外(南方气候潮湿,人的血液循环快,因而人发育得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家乡的女孩出落得水灵,男孩长得没有北方人高了,不过由于我14岁就在北京居住,我已经是“南人北相”了),多半是看多了战事中的血腥,因而过早地洗脱了孩子气。
  这得益于我父母的影响(我很早就开始看新华社的内参),在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即不为党的宣传所动,又不过分右倾。尤其是受我的父亲的影响(他供职于外交系统),我的思想更多的倒向所谓的“鸽派”(以外交、外贸部门为代表)。在炸馆和撞机事件前后,有很多人把钙片寄往外交部,以示对他们“缺钙”、没骨气的愤慨和嘲讽,然而他们不知道,在人类迎来21世纪的前后,中国庞大的外表下包含着多么虚弱的身体,和美国的对抗将会给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他们实在难以理解邓公“韬光养晦”的隐忍和睿智。当然,我当时的思想还没达到那种深度,还仅仅是在受家庭的熏染
  高考后,我成功地考入中国文科声誉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那座因为校园内的“一塔湖图”以及学生的恃才傲物而颇具声名的BJ大学(PKU)。我在其中的法学院上学,然而我渐渐发现我极重实务、沉默寡言的性格,完全与母校活泼的学术风气、法学学者热衷辩论的习惯相背离,要知道在中国高考成绩最好的一个群体当中生存是多多少少让人感到窒息的。不仅如此,我的性格还拖累了我的感情生活,当周围的男女生大多成双成对时,我还在固守着单身汉的阵地。
  在我们的学校中,一个没有女生垂青的男孩子似乎只有两种生活:埋身于知识的海洋,考研、考托、出国,再或者在网络游戏中蹉跎人生。无奈,由于我对游戏的掌握能力极差,我只得选择知识的殿堂。不过,我走的道路依旧与众不同,我选修了公共阿拉伯语和俄语课,连同英语和法律条文将我的大脑挤占得塞不进一点点的风花雪月、儿女情长。
  当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吟读古兰经时,我的大学生活也近终结,正在思量着毕业后该走那条路时,我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大四上学期的一天清晨,我接到院办的一个电话,让我去一趟。在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两个四十出头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办事人员。不过很快,我意识到了他们的身份。即使是正规的大公司、大单位在我的学校也不会享有专门拥有一间办公室找人单独谈话的特权,而只能在学校羽毛球场之类的地方开开招聘会。
  他们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不过他们似乎不比我知道的少,一通寒暄之后,他们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有一个叫中国安全部的机构(特别强调了不是国家安全部)。当他们准备为此大费一番唇舌来解释时,我笑着告诉他们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如果我能加入那样一个部门,我会感到由衷的快慰和自豪。······
  历史在我的父亲和我两代人间叉开了,很多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在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进外交部门),也曾有安全部的人问他相似的问题,不过他和我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up
接分了!谢谢!
正文 第三节 我的菜鸟生涯(二)
(更新时间:2003-8-3 21:30:00  本章字数:1567)


  在中国庞大的门类众多的情报和保安机关中,中国安全部扮演着颇为有趣的角色。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都有一套庞大的多部门的情报和保安系统。
  如美国有CIA、NSA(国家安全局,负责电子情报监听和分析工作)、海军情报局、国家侦察局、美国家地图管理中心(上面两个部门负责图象侦察卫星情报的搜集),五角大楼在拥有强大的技术情报系统之余,还经常吵嚷着要建立自己的人力情报系统;国内的反间谍、反恐怖机关除去FBI和国土安全部外,还有各州所属的调查部门。
  再如以色列,除了拥有赫赫声名的摩萨德(秘密情报局),还有总参谋部所属的阿曼(军事情报局)、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司,以及负责国内安全的辛贝特等等,不一而足。
  某种程度上,多部门的情报和保安系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能够拓宽情报来源,减少漏掉重要信息的可能性。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水平的急剧提高,各个门类的情报也需要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来处理。另外,情报部门权柄甚大,为防止其坐大一方,对当政者构成威胁,也完全有必要对其进行分化。
  除了这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情报机关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非常之高,其工作效率也是惊人的,在蒋军胡宗南部围攻陕北时,蒋军军以上部门发给下级的电报还未到师团级部队,其原文就已经到了毛泽东的眼前。事实上,中共地下党的超高工作效率对革命的贡献远远要比中共标榜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要高的多。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和保安机关在党政军群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影子。
  公安系统承揽了反间谍、反破坏的职能,军委和各野战军情报系统承担军事情报搜集的职能,中央和一些地方局的情报部门开始在境外开展工作(如中共华南局从抗战起就一直在香港保持自己的情报网),中共的统战部门也在执行某些秘密职能;解放后外交部成立了情报司(中国安全部的前身之一)。
  经过建国后30多年的不断分化组合,我国的情报保安机关形成了如下体系:
  军方:总参二部(人力情报搜集) 总参三部(技术情报搜集),总政联络部(有统战和“桌面下”外交的功能),总装的军事情报搜集部门和各大军工集团企业的情报研究所(在情报搜集中表现得缺乏组织性,后者以搜集公开情报为主);
  国家安全部80年代从公安部中分离出来,(所以我说它和中国安全部不是一个部门,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渊源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来,国安部的对外接待部门和公安部是合署办公,;最有趣的是这个系统还会承担一些统战的职能)及其下属局厅负责国内的反间处暴工作;
  中国安全部,负责对外情报工作;
  中共统战系统。
  然而事情总有另一面:就像美国情报界制造文山的能力逼的中央情报局担当起了总统的情报顾问(他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来自各部门的上万页的情报资料减少到给总统的几页报告),我国庞大的情报资源除了让政治局愈发轻视我们的内参,还造就了各部门低下的工作效率和衙门作风,然而中国人的山头精神和各自的强大后台使得情报系统中的整合无从下手,根本形不成合力。
  不过我用不着思考这些,因为在我加入安全部之时,我对此知之甚少。我得感谢我在BJ大学的学习,特别是当我知道安全部对我感兴趣的原因是我的外语功底和家庭背景而非我的少言寡语和有时发出的左倾言论时,这种感觉尤其深重。在我的同学仍然为生计或考研而奔波时,我开始了我在安全部的“预科”学习。
  我在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特殊的班级里开始受训,学习的课程几乎让我气歪了鼻子。我们上完思想动员课后的第一节课居然是国际交往礼仪和国标舞。当然我还得去外国语学院深造工作语言(我的正式工作语言达到了四门,因为我还会一点粤语,粤语、闽南话都是所谓工作语言中的一种)。

 
 

正文 第四节 菜鸟学飞
(更新时间:2003-8-3 21:31:00  本章字数:1929)


  华尔兹、探戈、外交礼仪、外交概论、国际关系常识、主要国家国情概论……
  在学会在外交场合做一个绅士后,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了真正的特工技能培训:窃听、窃照技术,微缩胶片和密写技术,情报传递和暗语技术,跟踪和反跟踪技巧,特工心理学和紧急情况处置,说谎技巧诸如此类的各种技术。让人感到奇观的是,射击和擒拿格斗的学习被放在了副课学习当中,到是汽车驾驶被放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位置。想来,摆脱跟踪远比和你的对手真刀真枪干一架要现实的多(特别是你的掩护身份是合法的外交官员时)。
  除了一般的间谍技术,我们还阅读了大量间谍战案例,有我们自己的,也有西方国家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前苏联的(我们的参考书中有KGB的很多种教科书)。
  在这些课程当中,最重要的还是特工心理学。我们必须学会把握对方的心理,寻找他们的心理弱点,在他们成为我们的情报员时,又必须疏导他们的心理压力,降低他们暴露的可能性。另外合乎规律的让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也是重要的内容。不同于学究们的心理学概论,这些课程非常实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卑劣(《女性心理学(前苏联版本)》的开卷即有,没有一个女人是不可征服的)。以至于在我学习这些课程后,萌生出了用这些技术报复一下当初拒绝我的女孩子的恶念。
  在课余时间,我们学习使用轻武器和高强度的徒手杀伤技术(偏重于自卫技巧,谁也没想过把我们培养成职业杀手---我们叫他们清洁工,可见这些人在情报部门的地位之低),我们的教练十分优秀,使用的武器也谓精良,但是他的职责---把一群书生培养得有一点血性还是任重道远。由于从小阅读《轻兵器》,再加上大学里上过防身自卫课,我竟然成为那组里的训练尖子。
  在外国语学院进修了一段时间,工作语言水平也颇有起色,经过一番考核,我正式被纳入中国安全部系统。
  ****** *******
  很难想象那些超级间谍在第一次踏出国门时是什么感受,反正我的心情十分平静。不知道是我真有做间谍的天赋,还是我的心理学课学的好。
  我拿着是红皮护照(我的掩护身份是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文化处随员,其实随员因为官小,一般是不拿外交护照的,但是我是间谍,没有外交护照我就没有豁免权),高傲地跨出马尼拉国际机场的大门,我的上级也是我的教官孙SIR在那里笑吟吟地等着我。
  通常当一个菜鸟级的特工开始他的工作时,人们是不会对他要求太高的,然而菲律宾实在是我这样的新手锻炼的好地方。
  一个腐败成风的国家是不愁找不到见钱眼开的叛国者的。这一点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也不乏例证。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初尝商品经济的味道,拜金主义思潮泛起,不少为了出国,为了房子票子而不惜牺牲国格、人格的人毫不犹豫地投向了敌方的间谍机关。80年代,每年因间谍罪被捕的党政军官员达到了三位数。90年代,我方军政机关中被发觉的“鼹鼠”也有很多是那时候被策反的(包括那个因李登辉的走嘴而被捕的军方少将)。
  在菲律宾,腐败的气息更加浓重,连他们的总统都能因腐败而下台,更何况下面的小吏那。我在学习了一端时间的那他渌语后(主要是为了过冬眠期:安分守己,让菲律宾的保安机关在重点观察我时,不对我产生怀疑),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我作为使馆的随员(低级外交官),在一些外交晚宴上,我负责招待来访贵宾的跟班。中国大使馆的饭菜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外交界都是有名的,那些馋嘴的菲律宾大员们很喜欢参加中国使馆的招待会,就连爱和中国过不去的一些参议员和军人也不例外。当老板在厅堂饕餮时,他们的手下可受不到什么优待,只能在休息室里傻坐着。于是,我就会时不时地带一些酒菜去款待他们(为了这个我还经常去厨房帮厨,顺便提高了我的烹饪技巧),有时还塞个红包和小礼物什么的,对于这些他们照单通收。
  一来二去,我和这些人混熟了,从这些口无遮拦却颇知些内情的人嘴里,我套取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并且着力收集了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方面的信息,为我们发展情报员提供方便。有时,一时兴起胡说八道的一两个小子甚至暗示我,如果我肯出钱,他们能告诉我“有用的东西”,因为怕是保安机关的暗探,我只是笑笑。但是,我的上级,那位文化处一秘却立即指示我,给他们点小钱。我们的确得到了一些东西。当然有多有用,就得有我的上级来判断了。
  我记得我策反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司法部门的官员。因为司法部的人管着与我们交涉“非法渔民”的问题(我国渔民因在我与菲的争议海区捕鱼,而被菲律宾海军非法扣留),我们的大使非常需要这方面的情报,我的上级与大使关系很好,因此批准了这个“计划外”情报员(平常我们才懒地理司法部的人,我们感兴趣的是外交部门、军方当然还有高层)。
 
正文 第五节 功勋与残忍
(更新时间:2003-8-3 21:32:00  本章字数:2230)


  那是一个长着黝黑面孔的中年人,名叫罗恩,他是司法部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办事人员,负责文案之类的东西,但是因为他学过速记,因而常在司法部开会时负责记录,是个能够知晓内情的人。他的妻子是司法部部长雷诺思的秘书之一(他还有一个秘书,不过是国内常说的那种“小蜜”类型的人,不干事)。
  由于这家人都不是什么实权人物,凭公务员微薄的工资,只能维持生计。然而花钱的地方并不少,家里有3个孩子,1个快上大学了。不巧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得了肾病,需要不小的一笔钱来治疗。这样的人家按照我的上司的意见,直接向他提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了。然而我在研究这家的男主人之后,发现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也算个知识分子,照我看来,知识分子的尊严感很强,不能贸然地提出那种要求。
  我的上司也觉得应该让我锻炼一下策反攻心能力。于是,我开始以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来网罗他。我让一个朋友(一个当地华人,这个朋友是真正的朋友,不是指的我们的情报员)介绍我们认识,对我的说法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商人。有一个星期六,我一个人前往拜会他们,先是安抚了他的孩子送了点小礼物给他们,然后我表示我愿意向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能花在一个目标人物身上的钱是有限)。一笔小钱很快到位了,在为他们支付了几次医疗费后,我和罗恩进行了一次长谈,我说我代表一个华人社团,正在为营救那些被捕的渔民而奔走,可是司法部开价太高(这是真实情况),我们的行动很不顺利,我需要在司法部里有个人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罗恩同意了,显然这更像是他们国内司空见惯的贿赂行为,而不是比较敏感的叛国行为(我并不知道这两样是不是对菲律宾人来说有很大不同,我只是用常识在判断,对于欺骗一个这样的人,我总感觉不安)。
  我们约定每星期交换一次信息,地点在马尼拉市郊外的一个公园里。如无必要,我们不见面。每次我将我要的东西写在纸上,放在一个我们都有钥匙储物箱里(供游人放东西,我租了3个月),用手机发短信息让他取走,而后他把搜集到的情报写出来放进箱子。顺带我还教他了一点密写情报的本领,其实是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几样化学物质配出一种药水,用他做墨水,写在纸上(写完后不久,墨迹会消失,只有用一种特殊的显影药水涂过,才能看出来,这是一种古老的间谍技术,我到不为蒙当地保安机关,而是不想让当地的小毛贼发现后报了官)。
  罗恩认为这么做有点小题大做,他告诉我在菲律宾,行贿受贿基本上是公开化的,只要你不是得罪了别人或是断了别人的财路,没人会把这事当事。不过在我的坚持下,我们仍然采用这种办法联络。然而随后的实际操作情况证明我的方式根本是庸人自扰。其一是罗恩与我的情报交流量忽大忽小(取决于我们大使的工作日程),这套办法满足不了需要;其二,我的上司告诉我,根据他的内线报告,在菲律宾国家情报局的档案里,我绝对是个模范公民(他们对我不感兴趣)。
  于是,我们后来的联络方式改成:我有时间就把他们全家约到市郊的一家饭店里,由我和他们聊聊“家常”。
  人们总把间谍与名车、美女、大把的美钞联系在一起,其实纯粹是受“资产阶级文化”误导(007影片)。绝大多数的间谍的生活仅仅是中等水平,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在谍报界,真正有钱的只是那些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并且有足够价值”的“叛国者”,当然还有一些善于搞“小金库”的间谍头子。
  我和罗恩都不属于这两种人,因此我们都没有钱。情报是计件收费的,平均下来,罗恩每月也就能拿200多美金,当然对这家年收入不过1000多美金的人来说,也是笔不小的数目了。而我似乎还不错。记得当初我在BJ 大学的时候,同学都说出去之后怎么也得跟老板要5000一个月,而我现在在国外的月收入快1000美圆(在国内是1000多人民币),已经超过了及格线。我还拥有一辆公家付帐的本田车(依我的性子,怎么也不能买辆日本车,可是因为在马尼拉日本车最普及,开起来不扎眼,我也只好忍辱负重了)。至于美女,那就是没影的事了,我们安全部里美女寥寥,使馆里的女孩子对我们的身份又不感冒,当地的女人我们根本不能碰(我们有纪律,另外婚姻法也规定掌握国家机密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允许和外国人结婚)。好在工作很忙,也就不考虑这方面的事了。
  在和罗恩保持接触的同时,我开始接手一个情报网,那里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用金钱网罗的当地土著,也有一两个愿意为祖国效命的华侨。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对于华侨我们基本是去搞统战(领事部门的事,与我们情报部门无关),很少利用他们搜集情报,用意在于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另外我们的这些华侨们也并不太愿意干这种事(都挺有钱的,谁不想要过安稳日子)。当然我们也不缺情报员。
  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网络,管理起来也就比较容易,我只需要找到我的三个直接联系人,布置给他们任务,提供足够的经费,然后定期去取走情报就成。至于他们的情报来源是哪里,我根本就不关心。实际上,除了做个称职的交通员外,保证情报网的内部平衡和考查我的手下也很重要。不定期的我会命令其中的一人去调查另一个人,以防止可能的虚假情报和私吞经费(吃空饷之类)。不过天主教徒的诚信观念到也不错,我没有发现过严重的出轨行为。
  在这个阶段,我的上司教会了我几种实用技术,其中一种是所谓的“干洗”技术,开着车以40-50公里冲进一条死胡同,然后以20-30公里速度倒车,这样跟踪你的人如果跟近来,就会被发现。
up
帮你顶
该回复被版主删除
^_^
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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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认真真看贴
老老实实灌水
坚持不懈接分
努力进取成星
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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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上有连载的
http://www.tiexue.net/bbs/list.asp?board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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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xpert.csdn.net/Expert/TopicView1.asp?id=2107933
偶已经反复强调不知多少次了,怎么还不让偶做斑竹!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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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up
呵呵
接分快乐
up
已阅。。。
30 :)
正文 第七节 逐鹿中亚(一)
(更新时间:2003-8-3 21:33:00  本章字数:1880)


  我回到了北京后,过了一段颇安闲的日子。在部机关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像我这样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既没我的任务也没我的办公室,因此头几天,我是靠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读简报、内参打发掉的。我的处长看我实在太闲了,便给了我半月假,把我打发走了。我在家里睡到日上高竿,便跑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由于父母都在我国联合国使团里工作,我在北京一个亲人也没有,只有到这种时候才会遗憾自己的生活缺少另一半,只是也只能遗憾、遗憾了。抽出时间去游历了北方的名山大川,耗尽了剩下的假期,我的处长通知我回总部报到。听他的意思,部里仍然准备把我放到一线去,不过在此之前,我得去参加加强性训练。
  起初我认为的加强性训练八成又是语言学习,谁知他们却给我订了去新疆的机票。我在乌鲁木齐市郊的一处很僻静的深宅大院里和一群新疆国家安全厅的特警一起受训,以往只能作为课余学习内容的暴力技能成了学习的重点,大概是因为我是安全部近几年入行的特工中最喜欢舞刀弄枪的,他们选中我这个可塑性比较强的角色。
  这方面的课程很难,但比我相象中的中国V处的要求还略差点(V处,KGB第一总局下属的专门执行暗杀任务的部门)。我的教官告诉我,他们不会派我执行暴力任务,但是因为要把我派到高风险地区,我的自卫技能必须有所提高。事情确实如此,相比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对我的要求是最低的。我的耐力、爆发力训练指标只有他们的60-70%,不过令我的教官颇为诧异的是,我的射击水平还略高于班上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手枪25米环胸靶,带着眼镜的我的成绩居然是全班第一。在训练中,我逐渐打听清楚我未来的任务,我将前往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负责经营我们在中亚四国与我国交界区附近的情报网(当然我只是执行官员,我当时的地位甚至比我情报网里的几位情报员还低)。
  长久以来,东突分离主义势力一直是中国边疆的心腹大患,而且随着藏独、民运、法轮功这“五毒”中的五分之三的影响力日趋衰微,对付疆独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日益成为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推翻了塔立班政权,在消灭了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同时,却把大批在阿富汗作战的东突恐怖分子赶到了中亚国家,使得这些地区乃至中国边疆的安全形势大为恶化。由于一些新兴的东突分裂组织作了疏远基地组织表面文章,而专司对抗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美国人狡猾地放了他们一把,使他们在中亚逐渐作大,最糟糕的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东突组织中,出现了几个欲将东突整合起来的派别。而这几个组织为了收服其他组织,首先要做的就是干出几件“大事”(基地组织就是靠在和侵阿苏军以及冷战后的美国的对抗,逐渐奠定它在伊斯兰极端势力内部的最高地位的)。因此这些组织对华渗透在2006年后明显活跃起来。为了对抗他们,中国各级政法机关纷纷开始行动。我们安全部为了维护自己在境外特别行动中的权威地位,积极地开始经营在中亚地区的情报网。
  我们和国家安全部合作,在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人群中寻找忠于中央政权的人,培训后把他们派往国外,以求学的名义渗透到东突组织中(在新疆的伊斯兰教徒中,很流行去海外的学校学习伊斯兰教经典,而那些学校多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控制)。然后我们通过在驻中亚国家的情报站支援和指挥他们。国家安全部门乃至公安部门过去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们在海外的力量有限,行动往往不十分成功。而我们则可以通过驻外使领馆内的情报官员以及我们在中亚各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朋友在海外施加影响力。
  完成了所谓的自卫训练后,关于我的掩护身份的事宜也已经妥当了。我的新身份是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总领事馆的领事官员,外交职衔三等秘书(我的确升官了,有个普通科员转为正科级干部,换算成军职,我还是个少校)。
  不久我回到北京,由那里乘飞机前往阿拉木图(没有哪个外交官会从新疆出国)。阿拉木图的情报站规模不小,而且有不少情报界的老手。
  我们的顶头上司,情报站长老陈(副司级干部,曾是我们亚洲司的副司长)是个有近30年工作经验的老资格的特工,冷战期间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活动过,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俄语,还通晓哈、乌、吉等语言。80年代,他曾经在新疆的情报站工作过,当时中国正和美国CIA、NSA,以及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MI共同合作,收集分析苏联的电讯情报,在那段时间里他积累了和美国人、伊斯兰教徒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40岁左右的“外交官”老楚,之所以他有这方面的雅号,是因为他极其善于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在当地人中有一批私人关系很好的酒友。
正文 第八节 逐鹿中亚(二)
(更新时间:2003-8-3 21:34:00  本章字数:1667)


  我到了阿拉木图后,立即开始开展工作(我们和所在国保安机关关系很好,大家知根知底,没必要“冬眠”)。我的老板老楚一点也没把我当新手,使劲给我“加担子”,本来由他负责联络的几个情报员通通扔给了我(他自己继续和当地的高官虚以委蛇,活干的比我舒坦多了)。到阿拉木图后的第19天,我和一个和我职衔相当的小伙子小梁一起踏上了前往百公里外的雷巴切耶城的道路。实际上这座所谓的城市,以国人的眼光来看,充其量只是座草原牧业小镇。我们的掩护身份是收购乳畜产品的客商,我们开了一辆在当地显得很普通的嘎斯越野车,身边还带了自卫用的武器。我们的座骑的越野性能相当不错,但是舒适性极其糟糕,颠得我七荤八素的。
  到了目的地已经是下午,我们坚持到了晚上才进城(黑天后我们的汉族人相貌就不那么扎眼了),在一家小旅店我们见到了我们要见的人。我们的联系人是一个典型的哈萨克男人,中等个、黑脸膛。我们给他带来一些现金和货物(实物在当地比现金有用),他的“礼物”也很丰厚,六个刚刚投奔东突伊斯兰党的新疆人的简历。
  小梁介绍说,这位仁兄出生在新疆伊犁,经常在边境线两边转悠,在被新疆安全厅发展为侦察员后,到当地定居,至今以有十多年。他在雷城经营小旅店的同时,时常前往附近地区“经商”,为我们的情报员传递情报和经费,他自己也常常能够从爱夸夸其谈的当地人口中得知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聊了一会天,我们品尝了极具当地特色的哈萨克民族食品,吃饱喝足之后,我们立即撤离了这是非之地,踏上回程之路。我和小梁轮流开车,到第二天中午时分平安赶回阿拉木图。这样的旅程如是之过几回,我的神经和身体几乎崩溃。闹得我十分怀念在菲律宾的时光。不过,在我在哈萨克的广沃大地上疲于奔命期间,我认识了两个在我的中亚工作期间最为重要的人。
  那是在一次取完情报回来,在一家饭店吃完饭后,我们刚要上车却发现周围埋伏了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我们担心是东突恐怖分子,于是我们向周围的两个客商求助,搭他们的车回了阿拉木图(后来证实那些人是武装抢劫犯)。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巴威尔·卡鲁金和尤里·德罗兹道夫。
  表面上,巴威尔是个40多岁能说会道的商人,而他三十岁前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间谍。我在和他聊天时,发现他能流利地说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明显受过良好的训练。我开玩笑地问他,他有这么好的语言水平,该不是KGB的特工吧。巴威尔并没有隐瞒,他告诉我,他以前的确在KGB干过,供职于第二总局(负责国内反间谍反颠覆工作),他大大咧咧地吹嘘着曾经在阿富汗培训过政府的秘密警察(苏联侵略阿富汗期间在当地扶植的傀儡政府),还和本·拉登的手下真刀真枪的干过几仗(算起来当时他也就20多岁)。在后来,他离开阿富汗,到哈萨克的KGB分部工作,直到苏联解体,KGB解散,俄罗斯族的他被从哈萨克内务部门赶了出来。他后来跑回俄罗斯,为KGB的后继者俄罗斯联邦边防局和联邦安全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和“那个狗娘养的上司干了一架”被赶出了特工队伍(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俄罗斯他一直只是个非正式编制特工)。
  相比之下,尤里·德罗兹道夫显得沉默寡言,在到阿拉木图之前,他一共只说了2句话。“巴威尔,你来说吧”和“中国同志。坐稳了”。前一句,是在我问到他时说的。尤里是个优秀的军人,在苏联解体之前,他在“小恐龙”格鲁乌(TPY,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中服役,也曾在阿富汗战斗过,会说几国语言。冷战结束后,他的部队由于部署在乌克兰,而被解散掉了。他回到俄罗斯作为普通一兵参加了两次车臣战争。在2002年,他因为负伤而不得不退役,碰到了巴威尔,和他一起来到中亚经商。
  我记住了他们的联系方式,盘算着如何利用他们的背景,为我摆脱糟糕的交通职务出把力(我们将传递情报经费的人称为交通),如果我能经营一个情报网,就能不做交通的事情了。我向老陈提出了我的计划,依靠前苏联军人、特工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执行秘密行动的队伍,以弥补我们内部缺乏干湿活的人才,必要时通过他们对危险的东突势力下杀手。
正文 第九节 我的“阿尔法小组”(一)
(更新时间:2003-8-3 21:35:00  本章字数:2252)


  像成批招募武装人员这样耗资巨大而且容易惹出麻烦的事情,是需要上级层层审批的。老陈对我的设想不置可否,不过他同意向上面汇报。虽然,在批下来之前,我的计划还只是空想,令我颇为高兴的是,老陈对尤里和巴威尔还比较感兴趣,为此我以及小梁的交通的活暂时转为发展他们为我们服务。
  把两个和我们一样过着苦日子的人发展成情报员是不困难的,更何况他们还是同行(我记得一位冷战时期的美国情报官员的回忆录里写到,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特工更喜欢他们的同行,即使是敌国的间谍。他们之间往往会产生某种默契和生活方面的交流,谈谈工资,聊赖女人,抱怨一下自己的老板)。尤里憎恨穆斯林,因为车臣人曾让他断过几根骨头,阿富汗和车臣人的枪弹还夺走过他许多亲密战友的性命。而巴威尔讨厌现在的生活,他喜欢间谍战的刺激远胜过在原野上为生计奔波。因此在我和他们在阿拉木图的酒馆里喝了几顿酒后,我一向他们亮明身份,巴威尔就笑着问我,是不是在打他们的主意,在几句粗鲁但亲切的俄语的沟通后,他们同意为我干(尤里说只为我干,因为他喜欢我,但不喜欢其他中国人,我想或许当年那些在俄罗斯的中国奸商把他关于中国人的判断彻底定型了)。几天后,我又一次在酒馆里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给我带来了让我们吃惊的“礼物”,im shallah组织(im shallah,奉安拉的旨意,一句穆斯林经常说的口头语,看来他们很想让别人记住自己)正在招兵买马,并且大量买入武器装备还在多方寻找爆破方面的专家。据说,要在2008年给北京的“汉人政权”来个“头彩”(不知道他们干吗用这么个术语,因为他们穆斯林不允许玩博彩,“头彩”在美军特种部队的俚语中意为炸弹爆炸)。
  我高兴地给了他们一笔钱(当时我身上所有的现金),还把我搞到的伏特加和鱼子酱送给了他们。回到领馆,我把情报汇报给老楚,他立即布置我们的情报员验证这份情报。几天后,情报得到了证实。从此,我的临时工作成为我工作的主线。随着我们各个情报网工作的深入,情况变的越来越严峻,我们的几路对手不约而同地把他们扬名立腕的机会放在北京奥运会上。国内传回紧急命令,立即会同当地保安机关对这几个恐怖组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正是这一命令催生出了我的阿尔发部队(是KGB时期的精锐特种部队,在冷战后依然被保留,不过严格地说,只有像俄罗斯信号旗部队那样的特种部队才会在国外执行特殊任务,不过阿尔发牌子更响亮,我当然用它来称呼我的小组了)和我在中亚的辉煌岁月。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东突解放组织,这是个老牌恐怖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它的规模几起几落,近年来颇有东山再起之势。我们计划对他们的首领阿不都拉·艾哈迈德和集团的炸弹专家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动手,还准备拿下他们的秘密军火库。我们向哈萨克内务部提供了准确的情报,而他们按照总统的指令表示将积极地与我们合作(国内通过外交途径向他们打了招呼)。一切看来都非常顺利,一次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成功反恐合作看来就会完成了。老楚甚至拟好了向国内报功的材料。然而在突袭开始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的期望都落空了。阿斯塔那的特种部队冲入目标家里时,全都扑了空。就连那个军火库(内务部的人也认同我们确定的目标)也成为了一个毫无疑点的储物地窖,唯一看来不怎么跑题的是,内务部的一个小队在途中受了伏击,死了2个人。老陈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下令让有关的情报员立即撤离原来的岗位,就像哈方的第一个反应是指责我们情报有误一样,我们也意识到哈方参于行动的人泄了密(尽管保密程度很高,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并不多)。更为残酷的是,我们的两名情报员牺牲在了家里,另外还有一个人失去了联系。我们的四名情报员失去了作用(一名特工以及四个人的家属被我们转移到了国内),其中一位牺牲者还是老陈当年发展的人。我们在东突解放组织里仅剩的一名情报员后来证实,在突袭前阿不都拉·艾哈迈德接到了报警(有人曾提议将这一情况告诉哈方,让他们查出内部的鼹鼠,但对他们已经十分失望的老陈拒绝了这一提议,他的理由是不想因此再牺牲一名情报员;后来哈方的确找出了内部的告密者,并处决了他,因为面子原因没有正式通知我们)。
  这一系列事情的最后得利者是我和我的“阿尔发”小组。国内在获得老陈的报告后,下决心在中亚搞一支自己的力量。他们搞了两套方案:一个是我经手的所谓的“阿尔发”小组,另一个计划是派遣一些当地面孔的特警出境,组成绝对可靠的反恐小分队(后一个计划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一度搁浅)。
  在尤里和巴威尔的帮助下,我们的小组很快成型。21名来自俄信号旗部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内务部队和安全部队的老兵加入了这个小组。这些人大多是尤里的朋友,很难相信沉默的尤里有这么多兄弟和战友,看来战争中一起生死与共的确比在酒馆中称兄道弟要更能了解一个男人的真实品性。不过巴威尔也为我们的小组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因为他弄来了自己的表弟——米哈伊尔·叶林,一个极其优秀的窃听技术专家,他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他很年轻,只有30岁。他的父亲曾在KGB第十二局(负责电子窃听)工作,是位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专家级特工。苏联解体后,他的父亲回家经商(他的父亲因为与8·19事件有牵连,被赶走),其实是利用他自己的专长,为商界人物窥探别人的商业机密,以及保护他们不被窃听。他从小和父亲一起鼓捣各种电子器件,耳闻目染再加上父亲的培养,他也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过后来他的父亲因为卷进当地黑手党间的恶斗,遭人追杀,只好全家跑路到了中亚。

  





上面架着14.5毫米“岩石”型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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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国家产了这个口径的枪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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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节 我的“阿尔法小组”(二)
(更新时间:2003-8-3 21:35:00  本章字数:1859)


  情报界的人一向是很谨慎的,要为我的行为买单的我的上司尤其是如此。他们在我基本完成小组的组建时坚决要求检验一下我的小组的战斗力。我觉得这纯粹庸人自扰,再说安全部的特工的军事才能绝对不会比普通的军事发烧友强多少的,难道要让我们使馆的武官参与进来吗(如果是这样,别说我不愿意,我的上司也会担心他们抢功的)。不过他们的想象力的确惊人,他们居然从新疆搞来一架飞机把我和我的队员运到我国境内(我们在当地有很大能量,自然没有会追究我们没办过境手续)。
  我们的人到了兰州军区的一个武警训练基地(当地武警归我们政法部门管),他们弄来了一支军区所属的特种部队。对此我相当恼火,因为这意味着军方有人知道了这支部队的存在,在情报界,保密是秘密行动的生命,即使是自己人也必须严格保密;不过老陈安慰我说,在建立另一个小组的问题上,军方也会有份,他们会对此严格保密的。但是军方派来的人明摆着是想拿我的小组练兵,看着脸色铁青的我,巴威尔笑着跟我调侃,说我这号脸上藏不住事的人是不适合做特工的。连尤里也笑着对我说,黄,没事,他们会重视我们的(我脸上的表情完全是给他们看的,我怕他们的自尊心受伤,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只有叶林不声不响地摆弄着他的电子仪器。
  这场模拟对抗的形式很简单,军方提供装演习用的激光模拟器的枪械、一定数量的空包弹和其他设备。双方在一座小村规模的模拟建筑群内交火。双方人数相等(各22人,我也想加入,但被尤里拒绝了(他说我们需要裁判团里有我们的人,我则笑言到,别太狠,好歹他们也是我的同胞)。双方各有优势,我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过战争,战斗经验绝对比那群毛孩子强,但是他们终归已经不年轻了,队长尤里已经42岁了,其他人也都在30-40岁,巴威尔是最大的,而且只有他和叶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而他们的对手,统统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多年的高强度训练从来没有间断过。最关键的是,我的组员由于来自不同背景,其协同作战能力似乎不如他们。
  我默默地祷告,让我的战友们成功过关。尽管我对我的这群队员有一定的了解,但他们的表现依然让我十分吃惊,当然不仅仅是我吃惊。战斗打响后,我军特种部队的仪表伤亡率就迅速攀升。红方(我军特种兵)在试图冲击蓝方(“阿尔法小组”)控制的2层小楼时,突然遭到狙击手射击,一人“中弹阵亡”;红方人员密集火力击退蓝方狙击,蓝方狙击手为“榴弹破片所伤”。性急的红方士兵冲入建筑时,“被暗部的爆炸物炸死一人,轻伤一人”。在双方在逐屋争夺时,蓝方使用“三无”迫击炮发射炮弹攻击了企图迂回到其后侧的红方士兵,造成他们“一死一伤”(军方的那几位军官当时脸都是铁青的)。不过,一边倒的战局没有持续很久,红方在控制的那栋小楼屋顶上使用迫击炮还击对手,击中了一座土屋(造成蓝方“两人阵亡”--巴威尔和叶林)。随后,蓝方的部署出现了混乱,被红方的狙击手击中2人。
  双方势均力敌的混战持续了很久,最终双方以阵亡比4:4打平。伤者中蓝方多一人。此时,两方首长的脸上也多少有了点笑容,有个总参二部的上校还称赞我选人选得好。战斗结束,能和我们最好的特种兵打个平手,这当然意味着我的小组顺利通过审查,尤里他们为自己也为我争了一口气。对抗结束,我说服军方的首长,让特种兵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一群年轻朝气的勇士和饱经沧桑的老兵,虽然语言基本不通,但是酒桌上也其乐融融,平常在军营中很少沾酒的人们那一天都喝了很多。除了我和叶林(我有胃病,而叶林从不沾酒)。
  后来,我问尤里为什么战局在前后起伏如此之大,是不是他们有意让着那些年轻人。尤里解释说不是,其实之所以他们开战就占据上风,是因为有叶林的秘密武器。原来叶林带来一种特种仪器,它通过对电磁辐射的精确测定,可以发现红方战士的具体位置(红方使用的对讲机辐射虽然不大,但近距离测定的准确率还是极高的),因此巴威尔在开战之初能够了解对手的位置相应采取对策。但是当红方的狙击手发现对手在一座土屋房顶上的可疑天线,于是发射迫击炮弹击中土屋,打乱了蓝方的部署。叶林的这样宝贝是他的独家发明,不过也只能使用于特种战争。
  几天后,我的小组在完成了一些合成性训练后,回到了哈萨克斯坦。我们返回后不久,就接到命令,“处理”让我们遭遇很大麻烦的那个人——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当初行动的另一个目标---东突解放组织首领阿不都拉·艾哈迈德我们在他身边有钉子,让他活着比较好)。这群中年人对用脑的兴趣显然比杀的昏天黑地高。他们居然用了极其有趣的方法不知不觉地干掉了目标。
正文 第十一节 出生入死(一)
(更新时间:2003-8-3 21:36:00  本章字数:2197)


  我不得不佩服俄罗斯人玩狗的技术,当然这与北京街头的富婆抱着哈巴狗溜街无关。俄罗斯人利用动物进行突击行动和情报搜集的历史是很长的。卫国战争期间,红军曾经训练大量军犬,用于攻击德军坦克。此外,间谍界颇为出名的“苍蝇间谍案”就是他们所为(苏联人在苍蝇身上装设微型窃听器,窃听美国驻外使馆的绝密情报)。不过,我印象最深的使用动物的战例是KGB在中国干的。在1960年代著名的伊宁反革命叛乱事件中,KGB为给自己创造策反两位中国将军的时机(两人是俄罗斯族人,系新疆民族军的将领,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中一个人的座车轮胎上涂抹了一些特殊药剂,然后“无意”间造成了两条“发疯”的牧羊犬闯入军事禁区,咬坏轮胎的事件。所以在巴威尔提出要用狗来对付阿不都拉·木尼亚孜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那个家伙当时在一座偏僻的小乡村里制造炸药,村里人大多是同情他们的宗教强硬分子,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枪,另外还有十几个东突解放组织的武装分子在保护他,强攻是相当勉强的。不过在几天的秘密观察中,我们发现阿不都拉·木尼亚孜养的一条成年猎犬常常会离开村子,去周围山里找食物。这条狗平时出出进进的从来不会有人怀疑它。
  于是巴威尔提出捕捉那只狗,在它身上放上炸药,在它返回阿不都拉·木尼亚孜的炸药作坊时连人带作坊一块炸掉。好的提议是成功的一半,不过那一半来的也不是很容易。首先放在狗身上的炸药不能太扎眼,否则狗还没到作坊就会被发现,于是我向国内要了一些液体炸药和微型起爆引信,必要时可以把液体炸药注入狗的皮下脂肪层里。其次,我们还得确保那条狗返回村子的时候,要直奔作坊去。这个让我们很是费脑筋,因为指示狗前进的药物很容易弄到(其实是狗性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的提纯物),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药物放进作坊,我们还费这个劲干吗,直接扔炸弹进去就行。不过,最终我们还是买通了一个村里人,把几包特殊药品洒在了作坊的附近(药品经过特殊处理,在空气中暴露一段时间后才会起效,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再其次,我们做的就只剩下把那只狗弄到手了。一小包母狗的荷尔蒙提取物,将它引诱到了伏击圈,狙击手伊万手疾眼快,用麻醉剂让它做了俘虏。我们将高纯度的液体炸药注射进它体内,由于这种炸药本身就是一种类脂肪物质,因此短时间里,狗不会因毒物扩散而死亡。然后我们装上了那个高精度的电子引信。受惊的猎犬在麻药失效后快速地跑回主人那里(按照一位动物学家的说法,狗受惊后会回到主人那里寻求慰藉,但愿如此)。事情像我们预想的一样发生了。它跑进了那座不起眼的土黄色小屋,一声巨响,我们的目标在“一次事故中”寻找安拉去了(后来当地人总说那条狗意识到了主人的危险,特意跑回去与他共赴危难,这在当地流传甚广,因为以他们的技术手段是无法对爆炸现场做出分析的)。
  总部对我们的袭击行动十分满意,我们小组的每位成员都拿到了一笔奖金,当然除了我。不过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必须在重点监控的几家组织做出“出格”的事情之前,将他们处理掉。不过好在除了im shallah组织以外的大小组织中,有能力对北京发动袭击的组织中我们大多有内线,惟独这个组织由于成立不久,我们对他们的监控能力极为有限。
  当然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组织相对严密的组织企图发动恐怖袭击的情报,我们也很难全都得到。最近从国内传来消息,一小伙人在企图通过边界进入我国时,被巡逻的武警发现,双方激烈交火。在他们当中,有3人被打死,二人被捕,其余逃回哈萨克,经查他们是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圣战运动的骨干分子,组织里全部人手只有30人,头目是个叫吾守尔·艾买提的新疆人,只有29岁。国内命令我们设法调查这个组织。老陈把这事情交给了我(我非常不愿意干这类事情,因为这类极端组织在整个中亚要多少有多少,很多是头脑发热的年轻人搞的,等你找到这个组织,它说不定已经解散了)。
  我和小梁去了阿拉木图以东200公里外的一个宗教学校(那个组织的发祥地),在那里我们见了我们在那里的一名情报员见了面,很巧他多少了解这个组织,不过他告诉我们这个组织已经从当地消失了,据说被一个附近的更大的组织给招走了,没人知道那是个什么组织,但是前几天,有人从乌什托别运货回来,曾经见过他们中的几个。照例,我们留下了一些钱物后离开了。在路上,我突然意识到最近一些见闻中蕴涵的危机。im shallah的营地就在乌什托别,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实力,难道他们要有什么大动作?我十分疑惑,并且把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担忧告诉了老陈和老楚。
  老陈开始布置我们在中亚的几个情报网调查这个im shallah,很快惊人的结果出现了,在最近三年,至少有200人因为和这个组织有关而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它正在急速扩张!巴威尔在im shallah里有一个内线,是一个哈萨克族的前KGB边防军军官,他受聘为这个组织培训战士,那是个有奶就是娘的人,但是由于他对信仰的忠诚有限,他无法进入那个组织的核心领导层。不过他还是为我们了解这个组织提供了一扇窗户。据说这个组织的头目是一个出生新疆的维族人。早年出国,在沙特阿拉伯经商多年,积累了为建立恐怖组织所需的巨额资金。他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还精通汉语和英语。他的办公室的书柜里放着大量汉、维、阿等版本的书籍。他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危险人物。
正文 第十二节 出生入死(二)
(更新时间:2003-8-3 21:36:00  本章字数:2398)


  我们通过那位前KGB中校搞出了im shallah那位神秘领袖的脸部画像,我们将这幅画像传回国内,由他们尝试查找他的一些情况,我们在中东的情报网和有合作关系的当地保安机关也开始为我们寻找他的蛛丝马迹。一个在中东经商多年的人即使再刻意地低调行事,也是会留下一些线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他的了解逐渐开始增多,阿里木·尤努斯,又名秦峰,48岁。他的身世十分复杂,他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他的父亲秦伟是一位汉族中层干部,时任伊宁地委副书记。他的母亲是当地哈萨克族名门望族的后代,名叫阿依拉·尤努斯,在他的父亲还是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时,就和他一见钟情,毅然摆脱当地传统习惯的束缚,两人结为连李,在当地传为一段佳话。他们结婚后,不久便有了爱情的结晶——秦峰,一个十分漂亮的小男孩,后来还有了一个女儿,秦莲。这两个孩子继承了父母的智慧和外表,成为地委机关两个人见人爱的宝贝。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断送了这个和美的家庭,父亲秦伟被打成了走资派,母亲由于特殊的身份暂时没有被触动,然而不断的批斗、抄家让她身心交瘁。在武斗风盛行的年月里,秦伟的命运可想而知,在1969年,八岁的秦峰见证了父母悲壮的人间惨剧。秦伟在批斗会上被打得死去活来,阿依拉拼命掩护自己的丈夫,也挨了一顿痛打,当晚,遍体鳞伤的秦伟终于离开了人世,阿依拉拼尽全力,把孩子们交给了自己的亲友,然后抱着秦伟的遗体,自焚殉情。
  两个孩子在父母去世后,被分开在不同的亲友家中抚养,秦峰被自己的舅舅多力坤·尤努斯领走,秦莲则由自己的外婆照养。多力坤·尤努斯没有孩子,他把秦峰视若己出,并且改名为阿里木·尤努斯,再后来他们一起出国,去中东经商。而秦莲则留在了当地,拨乱反正之后,成为了一名维族国家干部的妻子,她也在当地的妇联工作。
  多力坤·尤努斯如何教育阿里木·尤努斯,如何把那段历史解释给他,我们无法知晓,但想来,一向不喜欢汉人政权的多力坤给阿里木·尤努斯带去的显然只能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权的极度仇恨。阿里木·尤努斯在沙特完成了自己的中学教育,后来还在当地的大学学习了商业和哲学。在他26岁时,多力坤·尤努斯病逝,全部家产由他继承。之后,有关他的事情就很少为人所知了。
  老陈很快批准了对im shallah进行调查和渗透的计划,我们的两名情报员通过那个我们曾经去过的那所宗教学校,与那位前伊斯兰圣战运动的首领吾守尔·艾买提建立了联系,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im shallah。不过,他们很快报告,这个组织内部管理极其严密,他们无法探知组织高层的情报。但是他们还是得知im shallah正在策划对在北京开奥运会期间,在国内制造爆炸或者绑架案件。我们开始打起窃听的主意,在我们的三位情报员协助下(包括巴威尔的内线)将一些窃听器装进了im shallah的主要办公室里。但阿里木·尤努斯的办公室很少有人能进去,因此未能如愿。叶林和我们的一位国内来的窃听技术专家特意改进了那些窃听器,使得它在工作时自动录音,在所处地方无声音时自动关闭,等到晚上将录音自动拍发过来。这样就减小了窃听装置被发现的可能(无线电讯号很容易被截获)。
  窃听部分的计划主要由国内来的人负责,因为我们领馆里人手紧缺,没法抽调那么多人来听大段大段的录音。但是我也没闲着,我提出是否可以和阿里木·尤努斯的那位妹妹接触一下,看看能否有所收获。老陈同意了,于是我就回国内“休假”去了。我在当地国家安全机关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秦莲。她仍旧住在伊宁,她的夫君吐尔洪·阿吾提已经官至伊宁民政局的副局长了。秦莲已经是一位中年妇人,但风韵尤存的,让人联想起她的母亲,那位当地知名的美人。见到我,她和她的丈夫两人很是热情,但是依然显露出一丝不安。我把陪我来的当地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打发走,和他们唠起了家常,这略微扫除了一点他们的不安。寒暄一会后,我问及他们的兄弟—秦峰。他们简略地介绍了他的身世,虽然我其实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我还是极有耐心地听完了。男主人告诉我,秦峰出国后,曾经回来过几次,看他们一家人。但是,由于曾在席间对政府有过极为激烈的言语,与他这位中共党员搞十分尴尬,因此90年代以后,他就很少再来,来的几次也都是在男主人出差在外时来的,无一例外。他曾提出要送他的外甥——阿里木·阿吾提和外甥女阿丽达·阿吾提去国外读书,但是被婉言谢绝了。看着他们两位,我心里明白,让他们以投靠亲友之名,渗透到im shallah里是根本不可能,他们谨小慎微,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现在的舒适生活,而且心理素质太差。
  但当我在他们家的墙上看见他们孩子的照片时,我意识到这个计划还有救。年轻人总是更容易被煽动的。他们的儿子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他23岁,刚从乌鲁木齐读完大学回来。当地的政府机关已经录取了他,我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他。他长的很高,有一张很帅的白人面孔,可惜他却有着汉人的精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拒绝了我。他的理由很简单,他的舅舅不喜欢他。鬼知道他舅舅喜欢不喜欢他。不过我也不好用什么东西去威胁他,一是我没有这权力,其次我们谍报界通常不搞“强迫交易”,那样容易坏事。等和那家伙谈完,我几乎崩溃,坐在车里闭目养神。这时,我的车窗户被敲了几下。我睁开眼睛,看见车外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漂亮女孩,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当地面孔,我几乎以为自己交桃花运了。我冲她笑了笑,顺手触摸了一下自己腋下的手枪,打开车门,走下车。我认出那个女孩,她是阿丽达·阿吾提,我们目标人物的外甥女。我愿意为你们工作。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跳加快了50,但脸上还保持着平静的表情。我不知道我的老板会不会杀了我,因为我给他带回了一个21岁看起来还稚气未脱的女孩。但我们别无选择。特别是我们从对im shallah窃听中得知我们的对手已经把钉子扎进了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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